故事已经完整地想出来了，也分好结构了，现在只写出来这么多就迫不及待地想放了，其实就是个开头，根本也没展开呢，也看不出啥来。姑且就算预告一波吧。估计长度还是像天堂岛差不多，等剩下的都写完了来个一发完。
预告my ass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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暗恋
0
我是一名报社编辑，数百万字从指尖流走，而我却仍是籍籍无名。今天又是12月6日，果然又收到了那封讣告申请。
这次他没有来社里找我，而是托护工送来，并叫我去养老院见他一面。我想到上次见他时他已几乎不能走路了。我跟主任告了假，骑上自行车便往那胡同行去。
今年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，过完这个月，这一百年里的战乱纷争仿佛就可以被抛在身后。仿佛当2000年1月1日凌晨12点的钟声敲响，所有人就获得了解脱，获得了新生。人们盼望着，在这干巴巴的冬天里守着，等待下一个春天的来临。在这个时候发讣告，的确是太丧气了。
我从前没来过这儿，都是他来找我。这不过是胡同里的一个小院，住着几位孤寡老人。叫我来的男人被称为小崔，我就喊他崔哥，他既是护工，又是厨师，又是杂役，也是这小院儿的“院长”。他把我引进南面一间偏房。
房间由于日照不足而十分阴冷，贴着墙摆着一张床，我看到他就躺在那里，在灰蓝色的棉被之下。虽然只有不足十平米，但屋里的摆设只有这张床、一座立柜和一副桌椅，倒也清净。
崔哥听了我的恭维皱了眉，伏到我耳旁说：“您不知道，同屋的嫌晦气，非让我给他挪出去了。您跟他聊吧，我先出去干活了。”
崔哥在身后关上了门。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床头，细细地看着这张苍老的脸。我算了算，他今年八十三岁，衰败在他的脸上已经显不出进展，皱纹已多得不能再多，深得不能再深。皮肤枯萎了，脸颊和额头上漫布着一片一片的老年斑。然而还是依稀可辨他年轻时的模样，那可是俊朗非常，尤其是一双眼睛。即便是现在，要是你看到他睁开眼睛，你就一定会被他深深吸引。我直到今天，还能从那两口枯井中回望见那将近六十年前的景象。
1
“您好，这是我想劳烦您帮我登的讣文。”
老人走过来在我面前坐下，递来一张手书，内容极简：
回声病逝。自1944年与其兄孙红雷一别已五十年整，今遗书一封赠与之。望孙先生见字，往松榆里张家胡同10号。
恭候。
另附了一对挽联：
回声终尽 五十苒空城空窗空怅惘
故人难逢 千万里两星两处两心知
他的字峻秀中有硬骨，让我联想起他方才走过来的姿态。他有一条腿很吃力，但仍挺直了腰，努力追上常人的步伐。我放下字条抬起头，撞上了那双眼睛。眼尾略微下垂，微笑时看得人心里暖意融融。眼珠虽然不及年轻人清亮，但也并不浑浊，像灯上落了点浮尘，只待人来轻轻拂拭就能重新擦亮。
“就这么简单吗？您不写籍贯、生卒年，还有身份？您有他的照片吗？”
“那些不用了，照片我有。我带过来了。”
碰着指尖，我把那张寸大的黑白旧照接过来。可真是个俊朗的青年，浓眉大眼，稚气未脱而英气逼人。这脸上有一种莫能名状的神韵，与眼前这位老者十分相近。
“冒昧问您一句……这是您的家人吗？”
他愣了一下，我忙道歉，他就笑了：“没关系。这是我兄弟。”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我真当那是他兄弟，没想过第二年他还来登同一个人的讣告，更没想过这样的事居然每年都会重演，到今年已经是第八年了。讣告里的人就是他。第二次见面，他便给我讲了他的故事。下面就以他的口吻，来讲述这篇讣告背后的那五十年。
2
我叫黄磊，1917年生，祖籍南昌，迁居北平。家中世代为官，到我这里走出了私塾走进了新学堂。我接受新式教育、接受西方思想，学习科学、哲学和洋文，与一些进步青年交往甚密。父辈祖辈都亲国而远共，我就相反，如今回思，当真是少年意气。二十岁的时候，日本人打进来了。我和同学组织救国运动，呼吁学生投身到行动中去，随后与同道加入了共产党学习做地下工作。
党内知我家境优渥、成绩不俗，便重点培养我，希望能将我送到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为组织拦截情报。在后来的任务中，我认识了孙红雷。
孙红雷，1916年生，哈尔滨人，农民出身。他家亲戚在北平做生意，他十几岁就跟来做长工。偶然一次他打抱不平救了一个共产党员，那人看他魁梧健壮又性子单纯，便拉拢他，跟他描绘实现共产以后是多么的平等自由，再没人拿棒子抽他，拿痰啐他的脸。他听了，就加入了。
起初我们一起完成了很多任务，但是一共也没见过几面。因为我是他的上级，他负责与我将情报传入传出。我总是把它放在某一个地方，再把地址交给一个中间人，由他去转告他。中间人只知道地址而不知道我做的标识，红雷却能一眼认出，其实不过是三块石头，也很明显。这样一来，无论是他们两个谁被抓住，都无法将信息泄露出去。
我担心身后工作的进行，但更多是好奇，想看看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。我会在他该出现的时候在街角躲着看他，说起来我比他多见了好几面呢。有一次半夜，黑洞洞的他看不清标志，我就猫在桥洞下看他傻乎乎地在河岸上找来找去。我故意笑出了声，谁知他一步冲过来掐着我脖子就要拧，我飞起一脚踹在他肚子上才捡回一条命。
“你他妈的真傻啊？”
“你是谁？”他的手摸到后腰上按着不发，看来是带枪了，小子混得不错啊。
“还问我是谁，标志在那呢，都被你弄乱了。那有根木棍，水下拴着根绳，把绳拎出来底下系着一个瓶子，东西就在那瓶子里。”
“你是谁？”
唉……“我是回声。”
3
我的代号是回声，在他眼里我总是走在前面他看不见的远处，他跟我说，你叫“回声”真是太对了，你就是回声。
我后来总是偷偷地找他，尽管组织不允许，可我们接受的训练就是教人怎样偷着做不被允许的事。我们聊天喝酒，大谈政治理想人生，肆意地想象胜利之后要怎样庆祝，要怎样享受好生活。
我跟他讲我不顾全家的反对，坚持自己的理想加入共产党，是有着多大的勇气、多强的决心、多高的信仰，他却不买账。他说他才不是因为什么信仰，他就是为了能给自己争口气。
他有一个朋友，叫黄渤，是他来北平的路上结识的，到当时也有了十多年的交情了。黄渤精明，许多事都是他指点着红雷。其实当时要入党，也是他说了话。
“你加吧，这是条道。”
“那，加哪一个？”
“这谁就能说清以后哪一个能怎么样。都说不准。反正我要投国民党，已经跟兄弟说好了。”
“那我跟你去。”
“红雷，这样，咱们呢谁也说不准，咱俩一人投一个，到时候谁出了事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两个没有信仰的人。
“他可能已经杀过了咱们的兄弟。”他也很可能没有，我说这种酸话绝不是出于对我党的维护，可我当时是不会承认的。
他沉默了，我后悔纵酒失言，难得相见还要惹得他不悦。
我们从1941年开始合作，半年后我就找到了他，我们的地下友谊发展了三年多。他不大识字，仅会写的百八十个字全是靠同志们一点点教出来的。我就教他读文章，让他听我念诗，也是给我自己解闷儿。我们只能半夜悄悄地见面，他不敲院门，从墙头翻进来，我早在屋里备好了酒等他。我喜欢说，他喜欢仰着头听我说，那样子简直比我教的学生还乖顺。
我俩坐在窗前的方桌旁，望着明月，它又大又圆又亮，再没有形容词和比喻可以修饰它，它悬在窗框中陪着我们，度过一个个这样的夜晚。
我有一次去庙里请了个平安符，拿回来等再见的时候送给了他。既然你什么也不信，那我就帮你多求一份平安吧。因为担心泄露他的身份，我没敢在那上面写他的名字，只请师父写了 “平安”。
他笑得腼腆，不敢看我，直扯着绳子把那符往脖子上挂。胸膛上的汗把符纸洇湿了。
“你看看，还什么‘谢谢啊’‘珍惜啊’，刚到手里就要坏，坏了就不灵啦！”我给他摘下来，按到桌上抚平，夹在一本英文字典里递还给他。
“好好好，我保证，这回不会弄坏了。”
4
我有很多朋友，只有他，不一样。
我知道组织器重我，希望我表面顺从父亲，与国民党交好，最好能某个一官半职。可我不能欺骗他们，我也不能背离信仰原则，做出这等不忠不孝的事是我所无法接受的。我跟红雷说的时候铿锵顿挫义愤填膺，他默然听着，只点点头说：“做你能做的，别充英雄。”
我常不自禁地以为他是很粗笨的，可是经过了这几十年，我又时时刻刻反复把他与我说过的这些话翻出来琢磨，我才明白他的话有大道理。
我们都不是什么大英雄。只是小小的两个人。
最后一次任务是在一次会议上，我作为翻译获得了席位，而红雷作为安保带着几个同志控制整个会场。结果原来是有人供出了一份名单，对方早已布好了局精心策划了这场围剿。
厮杀是惨烈的，我只听见到处是喊声和枪声，我没有枪，只能抱头逃窜，耳鸣停不下来让我以为自己就要这么聋了。红雷一路拽着我，在我耳边不停地开火，“砰”“砰”“砰”。
我被他摁在掩体后，抬起头看见大门就在眼前，从这里出去，穿过一条走廊就是外面，街对面早准备好的支援此时应该已经呼喊着往里冲了。
他捡起一把枪塞给我，跟我说了什么，我没听清。
“跑！跑出去，别回头！”我看到他大喊，头上脖子上青筋暴起，那声音却那么缥缈。
“你呢！”
他狠狠拉起我的手用力攥住，指骨挤压摩擦钻心的疼。他的眼睛闪着亮光，眼神如手掌一般有力量。“我们外面见！你在这没有用，你先跑！快！”
“一定！”一定要在外面见，我等你。
一颗子弹穿过掩体擦着我的腿面飞过，“你他妈的还废话……”他一脚把我踹出安全区，我惊慌地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猛地转身跑出去。走廊里同样是枪林弹雨，我只顾埋头跑，跑赢一个几率，眼前看不见横飞的子弹，只看见他蹲在掩体后惊慌急切的神情，挥之不去。
我跑到大街上，腰上腿上火烧火燎的疼，我疼得跑不动了但还是拼了命地迈腿，尽管还不及身后日本兵的步行速度快。一颗子弹洞穿了我的右肩。我哀嚎一声跌倒在地。我在剧痛带来的空白中努力集中意识，听到军靴声向我靠近，我全身都做好了准备，在砍刀劈在背上的瞬间我死死咬住手腕，浑身僵直只微微抽动几下。他见我“死了”，提着刀又向下一个垂死挣扎的人追去。
他们把尸体成车的运到郊外去仍在荒野上，剩下血染的街道，用水冲冲也就干净了。我没有伤到要害，但光是流血时间久了也会要我的命。我用最后的意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爬到大道上，在彻底昏死过去之前看到远处牛鼻子上的铜环反射着夕阳的光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