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新计划从来都是当屁放的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5

一对父女救了我。醒来后我只想着一件事，就是红雷。

我想回城里，可他们说从那天起城里全封锁了，里不出外不进。我不甘心，刚能下地就偷跑出去。他们住在农村，我从小路走了一天，后半夜才走到。一路上浑身疼得我头昏眼花，腿和腰上伤得都不深，但是背上从肩膀到腰斜砍的一道刀口实在太大了，还有肩上的贯穿伤也一直在渗血。我每走一步路都像是被新捅了一刀。穿过一片又一片的苞米地的时候，我想，我最骄傲的事不是那些斗志昂扬的演讲或虎口拔牙的英勇事迹，而是我在那刀刃落在我背上劈开皮肉的时候没有出声。这是我最骄傲的事。

只有活着，我才能回去找他，他说了外面见，他一定会信守诺言。我得回去。

可是外围全是重兵把守，我看了看他们手中的刺刀机枪，内衣浸透了血湿凉的贴在背上。我等了一轮换岗，没有等到任何破绽，咬咬牙只能走了。

那对父女也是穷苦人，我不好久留，我知道我有个朋友在天津，就搭车去找他。我向他们打听红雷的消息，可是他们不认识。像我们这种人，尤其是红雷这些稍微低级一些的，一般只有上下级的两三个人会知道他的身份，这是为了保护他。可现在我也找不到他了。

我又问及我的上级，以及那几位有头有脸的、掌握着我们各级名单的官员，他们听了就面露难色，只劝我安心养伤，在天津与他们继续工作，别总想着北平的事。等我伤好了，我申请调回北平，但还是被拒绝了，理由是我已经暴露，回去太危险。我被安排了一份教师的工作，在一所中学教洋文，不再参与间谍行动，只在夜里与人印些传单，抄些宣传册，我偶尔留意到校门口和家门口有些人影闲晃，过了一个月我才明白，我失去了组织的信任。

这无可厚非，从那场祸乱中逃出生天的人是该受到怀疑，这样的反应更证明其他同志的安全；打探不到红雷的消息也好，我找不到他更说明敌人也找不到他。

可他要是已经死了呢。我倚在宿舍的窗子上想。

宿舍也有这样一扇常有明月光临的窗。那天背身逃离，子弹在我身后呼啸，嘶喊声、哀嚎声不绝于耳，墙皮被击落，在空气中溅起烟尘。我想他会不会在我一转身的时候就中弹死了。如果他不是立即死去的，他在倒地后等待着血液流干、呼吸渐尽的同时凝望着我弃他而去的背影，他会在想什么？

如果有一万个侥幸他当时没死，那么他在跑大堂以后是怎样杀出重围的？当时只有早有眼色的人才逃得出去，他留到最后怎么可能幸免。他要么是被活捉去刑讯最后处决，要么是死在大堂，要么是死在街上，街上有日本兵专门检查有无活口，发现残喘者就用刺刀放血。我眼前简直能看到他趴在地上，口中涌出的血混着黄土染花了他的脸。

就算他像我一样幸运，那他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？他有没有受伤、会不会落下残疾，还有没有人能联系到他、有没有人能保护他？

他一定是死了。可我不信，我就是觉得他还活着，这是一种强烈的直觉，随便你说这是迷信还是什么，它比抗日胜利的信念还强烈。说来也怪，明明生还的机会那么渺茫，可我就是笃信他一定还活着。那张平安符，我是用心求的，我跪在蒲团上诵经祈祷、诚心诚意为他求的。他一定活着，等我去找他。

没想到不到一年我们就胜利了。举国同庆，举世同庆，我在欢呼的人群中寻找他的脸，人影层层叠叠，一浪一浪在街道上涌动，只要从缝隙中给我一只手臂、一个肩膀我就能认出他来，可是没有。我也想跟着呼喊：“胜利啦！胜利啦！”然而喉咙干涩，难以发声。我跟随人潮移动脚步，也在横幅后挥动手臂，脸上淌下冰凉的泪来。队伍前有乐队奏响联合国歌，人群山呼“抗战将士万岁！”我想我不是他们说的抗战将士，我已经被战友们排斥在外了，红雷他应该也不算，如果他已经牺牲了，他的遗体只会被运到城外荒野里堆着，被野狗分食。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与陌生人紧紧贴在一起，我感受到人民的力量与温度，感受到这股爱国热情，可我仍感到孤立，他们为自己的国土而流下热泪，可我只是只身漂泊，在追寻一个幻影。

 

 

6

我回到北平，发现家中空空荡荡，结了蛛网的供桌上摆着父亲和祖父的牌位。我跪了一会儿，便出门去拜访邻居。

邻居大爷为我倒上热茶，先道了战争胜利的喜，搓搓手不知接下去该怎么开口。

“那我们家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黄老爷，他死得不值啊……就那么走路撞上个兵，人家让他道歉，他性子倔，拧了一下，那人抓着他往地上摁，让他下跪磕头，这他就更不肯了。想他那么刚正的人，怎么可能给日本鬼子下跪磕头？在场的都看事情不好，熟人想上前劝他，还没等近身，谁想那兵直接一刀下去就捅在心窝上……我也是听人说……他蹬着肩膀把他踹开，又在肚子上戳几刀才痛快……”

我想象不出父亲倒在血泊里、刀子一下下进出他的身体是怎样的情形，眼前只有漆黑的牌位摆在供桌上。

“那爷爷呢？”

“黄老太爷……那事之后，熟人就去家里报丧，老太爷听了急火攻心直接就背过气去。醒来以后气得大骂三日啊，可身体也完了，没出黄老爷头七，就大去了。

“还有你母亲，一力操办了爷俩的丧事。送葬那天她还说，没有人给摔丧盆子，也不知你是死是活。她打头儿领着人送到墓地，等棺材都入了位，就抹了脖子。

“他们把她和你父亲合葬了，后事你不用担心。我们都以为这一大家子就这么完了，没想到你还回来了，真是奇迹了，你得好好珍惜啊，好好活着。”

我一时没有什么话好说，就静静地坐着，小院里夹竹桃刚开了，粉红纤弱迎风微动，我家也有，还是我少年时母亲来这儿借的枝。

饮一口杯中的茶，已经凉了。“告辞了。”

我又找了个学校做教员，教数学，自此乃至建国以后都没有再为共产党做事。我联系了几位老朋友帮我到处打听，可是始终查不到他的下落。

 

 

7

我从未停下对他的寻找，从我转身离开的那一刻起，我活着就是为了再次见到他。这世上已经再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了，只有他这一丝希望让我必须活下去。我说过“一定”，我是想说我一定在外面等你，我们一定会再见，这是我的承诺，他在短暂的目光交会中领会了我的心意，我就不能食言。

在重新工作之前，我曾回到当天的大楼前，那是我们约定的地方。街面上铺了砖，看不出曾被血染的痕迹。我们约在那外面见。我等了几天，又问了附近的几位店家，还是一无所获。

有一天我翻阅档案，偶然知道了一个人手中有些文件，我顺着线索摸去居然得到了孙红雷的档案。信息不多，只有出生年月、籍贯、文化水平、就职经历等。于是我知道了他老家的地址。

如果他活着，不在北平让我撞见的话，那八成就是回老家了。我写信寄到他哈尔滨老家，没人回。我很怕他不回我，怕他恨我。我每天守着、等着，在胡同口盼着有邮差骑着自行车来找我。可是没有收到回信。但也没有退信。这信要么是寄丢了，要么是他收到了，真的恨我那时弃他而去。他也得是受了不少苦吧。

我继续写，下了学就回到屋子里把信纸铺开，坐在窗前给他写信。把钢笔肚灌满了墨水，我就想起刚教他用钢笔的时候，他漏了一手的晶蓝，嚷嚷着“这笔不让我学啊，我回去睡觉啦”，我拉他回来，他反手就往我袖子上蹭。那件衣服我留着，到现在那块淡蓝色的墨迹还洗不掉。

信一封一封地发出去，我的心一片片飞出去终于有了个目的地。每天也终于有了个指望。哪怕是他收到了不回，只要他活着也好。在学校暂时没法抽身，我想等放假有了时间就跑去看看，可是学校还在重建，有许多工作刚刚展开，学生放了假老师们还要开会、写材料、写规划，我就这样被缠了一年半。

在这一年半里我只能写信等信，起初从来没有人来给我送信，后来邮路稳定了，邮差终于敲响了我的门。

我的信被退回来了。退回了一大堆，每次他来我都以为是红雷回我信了，激动得心脏狂跳简直要昏过去，然而每次收到的只有我自己亲手糊的信封。

每一封都很厚实，我向他道歉，跟他讲述我们分开以后我的经历，我是如何一刻不停地寻找他，如何的思念他。每一次被退回，我都要将这些重写一遍，有时我会把过去的信也一并重新投出去，但结果还是一样。

我终于等到了假期，立刻收拾行囊寻到他老家去。坐一天一夜火车再转汽车，再走了一天的路，终于来到了他们的村子。我找遍了村子也没看到他，一打听才知道他家里人早都走的走亡的亡，荒草都长上房了。而他们自从孙红雷十五岁离家就再没见过他。

 

 

8

到了1967年，天下大乱。

……